如是我见/回归历史现场\严诗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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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每当「五一」国际劳动节来临,笔者总会将思绪转向紧随其后的「五四」纪念日。回到历史现场,「五四」既非「文艺节」,亦非「青年节」,有着如「万花筒」一样复杂多变的面相,其内涵更比任何试图「一言以蔽之」的极简概述要丰厚深刻得多。近日离世的张灏先生,这位前辈学者重审「五四」的学术成果,曾为包括笔者在内、对该议题感兴趣的研究者打开焕然一新的视阈。在此,笔者谨以一篇读书劄记缅怀、致敬前辈学者。

  海外学界从思想史角度考察「五四」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。周策纵先生的《The May Fourth Movement: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》(一九六○)是英语世界对「五四」研究的奠基之作,从基本面上铺展、呈现近代中国思想革命的图景,以大量史料作为支撑。此外,关注「五四」知识分子群的必读论著如:Vera Schwartz《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: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》(一九八六)等。关于「五四」思想领袖的人物传记类研究如:Jerome Grieder对的胡适研究,Charlotte Furth的丁文江研究,Guy S. Alitto以「最后一位儒者」为题研究梁漱溟,Joey Bonner关于王国维的思想传记等等。

  论文集《五四新论──既非文艺复兴,亦非启蒙运动》收录了多位学者的「五四」研究成果,其中,张灏先生以「两歧性」 为题,讨论「五四」思想中一些看似对立、实则互为表里的概念,认为其中的复杂性,决定了不能仅凭其字面形象来认知、定义「五四」。比如「理性主义」与「浪漫主义」:「五四」对「理性」的提倡与号召,是以浪漫主义、理想主义的热情去推崇的,这种宣扬的方式本身就脱离了「理性」精神,导向对「理性」的乌托邦式想像、宗教式信仰。再比如「怀疑精神」与「新宗教」:「怀疑精神」一方面破坏传统偶像、宗教迷信、玄学幻想,另一方面推崇科学、真理的信条,将「科学」与「真理」塑造成新的「偶像」和「宗教」。这种「两歧性」,也被学者们称为历史的「吊诡」与「悖论」。当「理性」、「科学」被看作「情感」、「玄学」的对立面而绝对化与孤立化时,这些概念本身的客观自在性便逐渐被销蚀。

  林毓生先生在《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》一文中同样讨论了这种历史的「吊诡」。他以康有为的「改革主义」为例,解答一个问题:为何「五四」时期的种种思想运动,结果偏偏与知识分子的初衷存在差距,甚至背道而驰?康有为托古改制,将孔子塑造为全知全能教主的同时,以此为「变法维新」的政治工,一方面极度尊孔,另一方面将其工具化,结果可以想像:当孔子作为精神象征的神圣性被消费、榨取到一定程度时,改制本身的意义便荡然无存了,当目标同时被理想化和工具化时,矛盾与悖论就自然产生,异化和危害也随之而来。

  通过对这些「五四」概念、观点的反思,不难发现,如果「五四」研究仅停留在词汇、语义层面,往往容易陷入文字游戏、思维怪圈与逻辑谬论而不自知。观念史或概念史的方法取径对于考察「五四」是远远不够的,而思想史主张「回归历史现场」的学术思路则已被证实为一种行之有效的「五四」研究方法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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